佛教教义及其文化博大精深，覆盖地域广，在三大世界性宗教中历史最为悠久，对过去和当今的世界文明影响巨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风靡印度一千多年的宗教，却于公元十三世纪在其诞生的故国印度彻底消亡了。这不仅对于佛教徒来说难于理解和接受，在宗教发展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佛教在印度过早地消亡，有其内因和外缘，教界、学界比较共识的主要内因是印度佛教的日益学术化和印度教化，主要外缘是印度教的崛起，蚕食、消融、取代了佛教，以及穆斯林军队入侵、统治印度，实施了残酷的灭佛政策。

　　2007年12月，我随朝圣团巡礼印度、尼泊尔，回国后撰写了《追寻佛陀的足迹——随广东花都华严寺朝圣团巡礼印度、尼泊尔纪胜》一文，发表于《法音》2008年第1期上。我在该文的最后，结合自己在印度的感受，感慨道：

　　作为佛教徒，我深深感恩印度这个神秘的国度蕴育产生了佛教这样一个伟大的宗教。同时又时时困惑，为什么佛教会过早地在她的故土消亡？除了本地印度教的强缘和伊斯兰教的摧残以外，是因为印度佛教已衰老而失去活力了，还是因为自身变异太大而失去了存在价值？印度教与佛教有什么异同？佛教还能在印度重新崛起吗？从佛教在印度的衰亡中，我们能得到哪些启示？这些问题是佛教界和有关专家学者应深入研究的，也是我参加这次朝圣之旅要考察、思索的。因问题比较复杂，我想有机会另文探讨。

　　要准确地解答上述问题，必须对佛教在印度的产生、发展与异化，印度教的形成、特点及对佛教的影响，中世纪穆斯林军队入侵、统治印度对佛教的影响，都有一个详实的分析介绍。但这过于复杂，似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因此上述问题我一搁置就是十年。然而佛教何以在印度彻底消亡这一事件太过重要，一直萦绕于心。下面我就试着作一简要的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佛教在印度的产生、发展和异化

　　佛教是在反对印度传统宗教婆罗门教的沙门（出家僧侣）思潮中诞生的一种新宗教，是印度文化中的一股清流。如佛教反对婆罗门教的梵天创世说、吠陀天启说、祭祀万能说、四种姓说，主张“诸法无我”、众生平等、中道、和平，奉行慈悲、忍辱，并制定有戒律严明的僧团制度，佛陀时代即受到当时十六国中最大的两个国家摩揭陀国、憍萨罗国王族的支持。公元前三世纪，统一全印的阿育王不仅归依佛教，“以佛治国”，更推动佛教向世界传播。

　　佛教在印度长达一千七百多年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对婆罗门教等宗教和各派哲学是既破斥论诤，又借鉴吸收，随着印度社会的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自身也出现了如下一些变化：

　　（一）佛陀圆寂一百年至三四百年间，佛教教团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乃至十八个部派，无论是对戒律的持守还是对教义的解读，分歧日益严重。公元一世纪兴起的大乘佛教，公元七世纪兴起的密教，更是将佛教的异化推到极致，并与上述部派佛教共同构成了迥然不同的印度三个阶段的佛教形态。它们分别传播到世界各地，则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巴利语、汉语、藏语三大语系佛教。这既与印度社会的发展变化有关，也与佛教传播区域的文化差异、宗教竞争有关，当然更与进入佛教教团的核心成员的不同出身、修为有关。

　　（二）与中国不同，印度历史长期疏于文字的记载，佛陀时代乃至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佛陀的言教都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靠的是僧团对经典的结集。所谓结集，是采取合诵的形式，即一人凭记忆诵出，大众确认后便依此心口相传。印度佛教史上共举行了四次大的结集。只有释迦牟尼佛圆寂674年后举行的第四次结集，才形成文字刻录于贝叶上，成就了世上最初的佛教文字经典“巴利文三藏”——贝叶经。佛经结集虽然是为了防止歧异，统一认识，但它形成的这一过程，以及口耳相传的传统，本身就为大量人为的“误读”，或为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善意的“曲解”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而大乘佛教从大众部发展出来，出现大量用梵文（婆罗门教所谓高雅的语言）表述的大乘佛典（佛陀允许用方言传教，反对用梵语来统一佛语）时，更为以婆罗门教或印度教为主的印度传统观念渗入佛教之中提供了契机。例如我们常常看到，佛经中有时用印度教的最高神“薄伽梵”来称呼佛陀，在介绍一些罗汉或菩萨时，刻意强调其出身于婆罗门种姓，等等。加上佛教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点，这些都使佛教逐渐印度教化，可视为佛教向印度主流文化的不得已的妥协和自然的回归。

　　（三）佛教本质上属于无神论，是不主张偶像崇拜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时期，佛教徒仅以法轮、菩提树、佛塔、佛舍利、佛足印等来纪念佛陀或表法。而大乘佛教的兴起，不仅将释迦牟尼佛推崇为最高神，而且还提出十方三世有无数的佛陀和菩萨，加上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希腊文化对印度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以及迦腻色迦王时期对佛教的弘扬护法，从公元初开始，印度及中亚地区就出现了大量的各种佛陀、菩萨、罗汉及护法神雕像，佛陀和菩萨日益被神化，成为拯救众生的“救世主”。这种“像教”对于接引、摄受各民族的普罗大众、扩大佛教的影响，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并创造了不朽的印度犍陀罗、秣菟罗和阿默拉沃蒂三大佛像雕塑艺术。但同时，也埋下了日后极端仇视偶像崇拜的穆斯林军队予以破坏、扫荡的祸根。

　　（四）佛陀时代提出了划时代的“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核心教义（被称为“四法印”），以少欲知足、出世解脱为第一要务，并不深究诸形而上学问题，如回避所谓“十四无记问”等本体论问题，“诸法无我”的讨论也多集中于生命构成之地水火风四大无我和色受想行识五蕴无我，等等。但部派佛教时期，随着内部和外部的论争加剧，佛教界不得不回应大量关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方法论等的问题。以龙树菩萨为代表的大乘佛教中观派（空宗）提出一切法无我，究竟空寂，以无著、世亲菩萨为代表的大乘佛教瑜伽行派（有宗）提出五位百法，唯识无境，更是将佛教的思辩哲学发展到极致，缜密而繁琐。虽然他们将佛教哲学和修学体系提升到空前乃至绝后的高度、广度，但佛教思想的经院化、繁琐化，也使佛教的发展创新难以为继，日益脱离民众和现实。当穆斯林军队将那烂陀寺等大寺摧毁之后，佛教便一蹶不振。

　　（五）公元四世纪至八世纪印度教强势崛起，使佛教逐渐失势，至七世纪戒日王时佛教短暂兴旺后又复衰落。公元七世纪末大乘佛教密宗兴起，它在整合中观、瑜伽两派理论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印度教的祭祀仪轨、咒术乃至性力派等的内容，日益与印度教趋同。但受到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双重压迫，佛教势力逐渐局限于东印一隅，得到波罗王朝的庇护，也仅延续了五百年。

　　从上述印度佛教的发展演化历史可以看出，它由一支印度边缘宗教一度发展成为第一大教，达到宗教、哲学和文明的空前高度，以后又逐渐被边缘化。尤其当它走向学术化、繁琐化、“贵族化”、“印度教”化、世俗化时，佛陀当年主张的无我观、平等观、中道观、自力说等被日益淡化、背离，而佛陀反对的神创说、祭祀万能说、四种姓说、他力拯救说、偶像崇拜和《佛遗教经》中提出的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畜养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种植及诸财宝，和合汤药、占相吉凶、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历数算计、参预世事、通致使命、咒术仙药、结好贵人、亲厚媟慢等，不同程度地成为现实佛教中的常态，普通民众很难区分佛教与印度教的本质区别，以至民众逐渐疏远佛教。在穆斯林军队灭佛之后，印度教便接管和取代了佛教，使佛教失去了重生的社会根基和意义。

二、印度教的形成及其特点

　　《四吠陀》始终是印度文明的灵魂，奉《四吠陀》为天启圣典的婆罗门教，尽管受到佛教、耆那教等新兴宗教的冲击，但始终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影响。除受到穆斯林军队的摧残外，印度佛教还经历过四次法难，每次法难都少不了婆罗门教或印度教的影响；后期佛教因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之影响而与之日益趋同；虽然印度教寺院与佛教寺院同样遭到穆斯林军队的破坏，但印度教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同化了印度的伊斯兰教。这些充分说明，婆罗门教或印度教在印度社会和文化中具有绝对主导地位。

　　印度教兴起于公元二世纪左右，是在婆罗门教六派哲学思想基础上，借鉴、吸收佛教、耆那教等宗教而构建的一种新宗教，至公元八世纪商羯罗实行宗教改革而日臻完备。他完善了以不二论为核心思想的吠檀多派哲学，重新树立吠陀、奥义书经典的神圣地位，并普遍建立起自己的僧团和寺庙，从百姓出生、成长、婚姻、丧葬习俗着手完善宗教仪式，唤醒了印度百姓心中的民族主义情节（这与公元一世纪以来多次的外族入侵也有关系）。同时它缓和了同世俗统治阶级的关系，不再搞神权高于王权，这就取得了统治阶级的好感，他们还给中亚入侵来的一些少数民族贵族重编家谱，送出刹帝利种姓头衔，以换取印度教的“国教”地位，得到了印度各地上层人物的支持。正因如此，虽然穆斯林军队入侵印度时，印度教和佛教一样受到了打击，神庙和经典被焚烧，信徒被迫改宗，但由于印度教具有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伊斯兰政权为了维护统治而不得不与印度教妥协，印度教甚至使印度的穆斯林一改伊斯兰教信众平等的教规，而按照四种姓的阶层划分分别进行礼拜。

　　千百年来，“印度教”兼容并包，已成为印度文化圈中宗教、哲学、文化和社会习俗的综合称谓。它既是多神论的宗教，又是一神论的宗教；既是崇拜偶像的宗教，又是反对偶像的宗教……马克思也说，印度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伽崇拜的宗教，又是札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印度教将释迦牟尼佛列为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十个化身的第九个化身，故印度人往往将佛教视为印度教的一支。我们在菩提伽耶看到，佛陀成道处的大菩提寺就由印度教徒在管理。印度教的某些教义也的确与佛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业与轮回的观点，世界如幻、本体不二的哲学，提倡非暴力及素食的习俗，修习禅定或瑜伽以开智慧的方法等，至于它与佛教密宗相似之处就更多了。近代印度建国之父圣雄甘地提倡非暴力，通过发起不合作运动，迫使英国不得不让印度独立，充分反映了印度宗教思想的力量。甘地的伦理主张、菩萨精神和非暴力思想，与释迦牟尼佛的诸多思想不无渊源；当代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探讨了许多印度宗教和哲学的问题，其中对释迦牟尼佛就有很高的评价；印度教代表作之一《薄伽梵歌》中，许多宗教的用词及解释与佛教如出一辙，读来十分亲切。这些似乎表明，名义上的、有组织的佛教虽然早在公元十三世纪就已消亡，近代虽有恢复，信众也不多（人口占比不到1%），但佛教的诸多教义、形成的文化习俗早已融入到印度文化之海中，仍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或许正因如此，佛教在印度很难再次崛起。

三、穆斯林军队对佛教的毁灭性摧残

　　据史料记载，穆罕默德（570－632）于公元七世纪初创立伊斯兰教，并组建了穆斯林军队，他生前即基本实现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此后他的继任者武力传教，在公元八世纪即将阿拉伯帝国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中亚，还攻入印度，占领了印度西部的信德地区，所到之处，对当地佛教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中亚大部分佛教国家和游牧部落相继归顺了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大规模传入印度是从突厥人开始的。公元十一世纪，突厥人（此时早已接受伊斯兰教）入侵北印度，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消灭或臣服了大部分北印国家，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帝国——德里苏丹国。突厥贵族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来传播伊斯兰教，其政策远比当初的阿拉伯人激进。他们大肆烧杀抢掠，摧毁佛教寺院和印度教庙宇，强迫“异教徒”接受“先知的宗教”。沙漠游牧民中盛行尚武精神，劫掠被奉为一种民族风俗，当这种“风俗”以奉真主之名和破除偶像、消灭异端等宗教名义表达时，就会变得异常血腥、疯狂。根据英国学者渥德尔的引述，“穆斯林从左边杀过去，又从右边杀过来……被征服的人民要么接受伊斯兰教，要么只有死亡一途。”几乎所有佛教寺院都在劫掠一空后被焚烧，或在其原址上建立起清真寺。佛教僧人和信众要么逃亡，要么交重税，要么改宗伊斯兰教。

　　公元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突厥人攻入比哈尔和孟加拉，印度最后残存的佛教大寺飞行寺、那烂陀寺和超岩寺都被洗劫一空，这标志着在印度传承一千七百余年的佛教的消亡。

　　我想，不管印度佛教是如何的学术化、世俗化、边缘化而衰落，如不是遭到像伊斯兰教这种长达数百年的刨根性的宗教摧残，她是有可能浴火重生的，可惜残酷的现实没有给她这种机会。

四、几点感想

　　佛教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在发展变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变化，以及如何对待因这些变化而形成的迥然不同的佛教形态？

　　佛陀在《遗教经》中曾要求弟子“视兴化，如四时木”。佛教的兴亡也如同万物一样，是因缘所生法，也是无常的。所以，我们应以一种客观的超然的心态来看待佛教过早地在她的母国印度消亡的事实。

　　从文化发展史来看，释迦牟尼虽然创立了佛教，但印度各阶段的佛教和其它各国各地区的佛教，却是历代祖师和四众弟子在佛陀创立的基本教义和组织制度的基础上，借鉴本国主流文化、适应时代和社会形势而构建形成的。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或规律，也符合佛教的缘起法则。显然，佛教虽然产生于古印度，但与印度传统文化有着质的不同，当其改弦更张而不断婆罗门教或印度教化后，被“无所不包”的印度教蚕食、消融、取代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有趣的是，佛教传入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经过长期的“本土化”演变，多数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例如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蒙古和我国的西藏、内蒙古等，佛教成为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核心文化；而在中国汉族地区、日本、韩国、越南等，佛教成为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主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文化虽然也有企图蚕食、消融、取代佛教的势力，结果却不得不接受甚至依附佛教。

　　宗教教派或宗派的分张是世界宗教史上普遍的现象，印度佛教一千七百年间大致构成了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大乘密教三期佛教，它们既相联系，又存在很大区别。太虚大师将这三期佛教（各约经五百年）分别称为“小行大隐”时期、“大主小从”时期、“密主显从”时期；而太虚大师学生印顺法师则分别称之为三藏教——小乘的以无常教义为中心的时代、共大乘教的以性空教义为中心的时代、不共大乘教的以一乘真常为中心的时代。这种划分，表明这些佛教形态是因应时代发展和度化众生的需要而呈现的，是对“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法印”各自侧重某一法印的诠释发挥而形成，同时也反映了佛教高僧大德在教派分裂问题上的智慧和包容精神。印度历史上大小乘虽有分河饮水的记载，但相较于世界其它宗教，佛教各教派之间的关系算是最为和平的了。

　　印度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但历史上也是多灾多难，屡遭希腊、罗马、阿拉伯、突厥、蒙古、英国等国家或民族的侵略、殖民，以至印度的宗教、民族、语言与奇特风俗之多，堪称人类历史之博物馆。其国家、民族概念并不强烈，各民族、各土邦、各阶层社会端赖以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为核心的印度传统文化来整合维系。婆罗门教和印度教视《吠陀》为天启，并把四种姓划分制度化、宗教化，看似极端不平等，与现代文明观念更是格格不入，但它已成为印度的深层文化基因或集体无意识，不仅佛教撼动不了它，严厉的伊斯兰教和浩荡的现代文明也没有能真正改变它。印度教的多神信仰（多达千万位神祇）、繁复的祭祀礼仪、特重苦行等也是如此，深植于社会风俗之中。相反，印度教通过吸取佛教等宗教的思想对奥义书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创立了以不二论为中心思想的吠檀多学派，把其宗教哲学发展到空前的高度，使佛教失去了重要的思想阵地，日益不容于印度社会。这是印度社会的选择。而中国佛教两千多年来，经本土化后，其核心理念与丰硕的文化成果，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深度契合，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佛教的重镇，至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中国社会的选择。

一神信仰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哲学，排他性特别强，对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尤其充满敌意。当一神信仰走向政教合一时，对内必然肆意箝制思想，过多干预世俗生活；对外必然武力传教，消除异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信仰虽然从教源上有很大的关联，但却水火不容，历史上彼此发生过无数的宗教战争，影响至今。中世纪穆斯林军队对中亚（包括古代西域和今新疆一带）佛教和印度佛教的摧残，不仅时间跨度长，而且惨绝人寰，是毁灭性的，直接导致印度和中亚佛教的彻底消亡。英国学者渥德尔曾说：“佛教教义，尤其是它反暴力的社会纲领……对伊斯兰教的残暴作不出直接的回答。”（《印度佛教史》第十二章第七节“穆斯林的毁灭精神”）今天我们沿着玄奘西天取经之路朝礼圣迹，当年西域和印度佛教的繁盛已不复在，多数只剩下近代考古发掘出来的佛寺佛塔的断垣残壁，令人不胜唏嘘。这既是佛教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世界文明的悲剧。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基于历史的观察和其以西方价值观为中心的立场，在冷战刚一结束，就提出了后来一直在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文明冲突”理论，他认为，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却认为，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将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显然，汤因比对中国的历史和哲学更为了解，其结论也更为公允。

中国的儒释道三教总体来说属于泛神信仰，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重视伦理与“和”的精神，加上中国有着强大的世俗政权，从而使各种宗教之间比较平等和谐，自觉地“本土化”，不致走极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过本土化后，其排他性总体上呈现出与境外相同教派有相当的差异。

　　总之，佛教在印度过早地消亡，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是印度佛教日益学术化、印度教化，以及印度教的崛起和穆斯林军队十多次入侵印度、实施了残酷的灭佛政策这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中国佛教界可以从佛教在印度过早地消亡这一事件中能汲取什么经验教训的话，我想至少可总结出以下几点：

　　1.中国佛教界一定要爱国。覆巢之下没有完卵。作为奉行非暴力的佛教，如果没有强大国家的庇护，没有法律的规范调节，中国佛教可能早就被极端“尚武”“排他”的势力所消灭。

　　2.中国佛教界一定要提倡人间佛教，走佛教中国化的道路，同时要防止商业化、庸俗化。要内强素质，外塑形象，保持自己独特的品格，充分发挥出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让社会和人民不反感，甚至感到崇高、亲切、“有用”。换句话说，就是要“接地气”。

　　3.佛教哲学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从来不缺乏，往往缺乏的是创新性的诠释和创造性的转化。中国佛教界一定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和理解佛教，并努力在出世与入世、契理与契机、自利与利他、权益与义务等之间找到平衡点。

　　4.中国是唯一拥有三大语系佛教传承的国家。不同教派传承、不同修行法门之间，要相互尊重，交流学习，取长补短，只有这样，三大语系佛教才能形成合力，成为中国的富矿，并不断生发出正能量。

　　5.中国佛教界一定要学习和依照宗教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为自己争取起码的生存空间。同时要推动中道、圆融的佛教走出去，坚定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

　　在经济全球化、价值多元化、道德危机和生态危机日益加重的今天，真心希望人类汲取历史的教训，“随缘消旧业，莫更造新殃”。各国宗教界应携起手来，让所谓“文明的冲突”化为文明的交流互鉴，从而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康庄大道！

来源：《法 音》（2017年第8期 ，作者：陈星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