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高度重视佛教文化。他对佛教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与见解及对宗教政策的制定，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宗教在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少年毛泽东与笃信佛教的母亲

毛泽东的外祖母和母亲都笃信佛教。在毛泽东出生前，毛泽东的母亲文氏已生过两胎，均夭亡。1893年12月26日，文氏生下第三个儿子毛泽东，格外疼爱。她唯恐这个儿子再夭折，她坚持吃“观音斋”的历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文氏还不放心，为了使儿子“根基稳固”，她将毛泽东寄养在娘家，拜后山龙潭口一块巨石为干娘。文氏娘家有个龙潭，内有清泉流出，四季不竭，矗立着一块高二丈八、宽二丈的石头，传说石下镇有一妖怪，石上建有小庙，人们称为“石观音庙”，远近闻名，经常有人前来祷告。毛泽东出生不久，外婆就和母亲文氏把他抱到“石观音庙”，烧香叩拜，拜石头为干娘。因毛泽东排行第三，他的小名就叫“石三伢子”。

文氏虽未读书，但佛教思想对她影响极深。毛泽东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也受到一些影响。1909年，毛泽东因为母亲生病到南岳朝山进香许过愿。还经常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佛寺里去拜佛。他自家的堂屋供有菩萨像，也是依时按节烧香叩拜，从未间断。同时，也拜天地，祭祖宗。1959年6月，毛泽东重返故居时，还指着堂屋正中摆过神龛的地方对工作人员风趣地说：“这就是我初一、十五工作过的地方！”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个精明能干、性格倔强的农民，不信鬼神不敬菩萨，他一心想的就是发家致富，对妻子和子女们的施舍行为非常不满，甚至体罚和责骂毛泽东。家庭出现了矛盾，毛泽东认为其根源是父亲不敬佛，导致思想分歧。因此，他和母亲千方百计引导父亲。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窖洞里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谈到自己的母亲，毛泽东说：“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正是因为有高尚的母亲，佛教对毛泽东造成深远的影响，少年时代他曾朝山进香，后来的生活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毛泽东同斯诺说过：“因为我母亲虔诚地信奉佛教，她向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自己的父亲不信佛而难过。我九岁时，就同我母亲认真地议论过我父亲缺少对佛菩萨的虔敬之心。从那以后，我们曾多次试图改变他，但却没有成功。”

韶山附近山林常有老虎出没。有一天，毛泽东的父亲到湘乡办事路过大石鼓又名虎歇坪，碰上一只凶猛的华南虎，毛顺生一时吓得六神无主，匍伏在地上向老虎做揖，心想：一定是过去不敬菩萨，老虎来惩罚了，于是许诺：“小民再也不敢冒犯神佛请虎大爷饶命。”说也奇怪，那只老虎便走向山林的茅草丛中悄然穿行而去。从此毛顺生开始敬神拜佛，但不太虔诚，总是在碰到困难时才临时“抱佛脚”。

毛泽东与佛寺僧人

毛泽东对佛教寺庙有着浓厚的感情。1917年7月中旬暑假期间，24岁的毛泽东邀同好友萧子升徒步从长沙出发，进行了一次游学。在游历湖南五县时，曾在寺院住了一个晚上并受到方丈及百余僧人的热情款待，愉快而又充实的体验使毛泽东难以忘怀。毛泽东曾经游历过香山寺、回龙山，还远至仰山慧寂的得法处——沩山密印寺参观，他们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与方丈讨论了佛理。据萧子升后来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里记述，他们从沩山下来后，兴致勃勃地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毛泽东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象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

据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回忆，在延安时，有一次和李银桥出去散步，毛泽东说：“我们去看寺庙，好吗？”李银桥说：“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泽东对李银桥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

1947年，毛泽东和警卫人员一起去驻地附近看白云山寺，他舍弃骑马而选择走路，认为如此到寺庙才算恭敬。可是当他看到当地县长对白云寺显得一脸茫然，并不重视时，毛泽东毫不客气的批评他：“你是守着元宝当石头啊！”进庙后，毛泽东观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建筑，特别注意到墙上的一千五百多幅壁画，便向带领他们参观的老和尚询问壁画所描绘的佛教经传故事，并感慨地对老和尚说：“这些东西要好好保护，不要毁坏。”参观完后，毛泽东又指示县长：“县里要拨点经费，把庙修一修，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告别陕北，挺进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4月9日晚因大雪路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登上五台山巅峰鸿门岩，当夜就宿于台怀镇塔院寺方丈院。

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举世闻名。毛泽东深谙历史，早就想一睹为快。毛泽东说：“寺庙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引以自豪。我们去年转战陕北时，还到过佳县的白云寺，这次来五台山，大可一饱眼福。”4月的五台山，入夜很冷，毛泽东一边用饭，一边烤火，还捎带翻阅着一本经书。老方丈来到毛泽东居住的院子，毛泽东和江青急忙走出屋子笑迎方丈。方丈合十行礼道：“打搅贵人了，贫僧不安得很。”毛泽东回答：“哪里哪里，是我们打搅贵寺了，请多原谅。”方丈忽然发现毛泽东桌上有一本翻开的经卷，吃惊地问：“怎么，贵人也读经书？”毛泽东笑着将佛经送给方丈道：“随便看看。”毛泽东同方丈亲切地交谈，并详细询问了五台山寺庙的建筑史，而且还颇有兴味地向方丈打听鲁智深和杨五郎在哪座禅院里修行。方丈笑而作答，并邀请毛泽东翌日观赏五台山胜境，自愿担当向导。次日吃过早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江青、警卫员阎长林等在晋察冀军区保卫部长许建国、晋察冀边区政府秘书长周荣鑫陪同下，由老方丈作向导，游览参观宏大壮观的诸寺院。这天瑞雪初霁，旭日东升，五台山群峰银装素裹，香火缭绕，钟鸣鼓钹参差交响，合着抑扬有致的梵唱声，好一派佛教胜境庄严肃穆的气氛。毛泽东高兴至极，一边急匆匆地从里院走出，一边对任弼时感叹道：“古人灿烂的文化，都是和宗教紧密相连的。”由塔院寺进十方堂，来到大殿时，毛泽东看见几个喇嘛正在整理残缺不全的藏经，其中有个叫罗真呢嘛的喇嘛与陪同参观的老方丈搭话，毛泽东微笑着问他：“你是青海人吧。”“是的”罗真呢嘛答。毛泽东又温和地问：“你来五台山多久了，为啥子出家？”罗真呢嘛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反问道：“你去过青海？你知道青海有几座出名的寺庙？”“有两座。西宁东广大寺和塔尔寺，对吗？”毛泽东当即答道。罗真呢嘛佩服地点了点头。毛泽东指了指地上堆放的有些残损的经书，又问罗真呢嘛“这些经书毁坏了，可惜不可惜？”罗真呢嘛又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一本正经地道：“有生之物，有生就有灭，有形之物，有成就有坏。”时正值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反攻，蒋家王朝已危在旦夕，毛泽东便故意问罗真呢嘛：“那么，打倒蒋介石可惜不可惜？”罗真呢嘛被问得不知所措。毛泽东又无意间看到“四大天王”背后被掏了个大洞，再一细瞅有几尊塑像缺少了脑袋。他不禁愕然，忙问身边的方丈：“此为何由？”方丈痛心地说：“五台山数僧为掩护抗日军民，曾遭日寇屠戮，寺庙亦被破坏。”毛泽东说：“等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寺庙和文物，绝不能让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破坏。”接着，毛泽东又详细询问了寺院的修缮工作和寺僧生活情况，并指示陪同的几位地方干部一定要保护好文物，要忠实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团结爱国僧人，把五台山建设好。

毛泽东一边观赏一边兴致勃勃地踏上了通往灵鹫峰菩萨顶的108级石阶。方丈气喘吁吁赶到毛泽东身边：“老衲老矣，跟不上贵人龙骧虎步了。”毛泽东回首作答：“慢走，不急，我们这几年转战陕北，成天与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周旋于崇山峻岭之中，早已习惯了。”方丈仰视毛泽东，目露崇敬之情，对搀扶自己的小沙弥道：“徒儿，此人雍容富贵，体拥佛云，目蕴睿智，行止大度，有拔众生脱苦海之力，苍生有福了。”此时，早已进殿的毛泽东，正端详着弥勒佛慈笑憨态，打趣道：“胖师傅，久违了……”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刚从殿外进来的任弼时，见众人大笑，说道：“笑么子哟，莫非要和弥勒佛比个高低！”毛泽东面对方丈道：“讲得好，等革命成功那一天，老师傅可给我们作证，看谁笑得最好，笑得最响。”方丈垂头念佛：“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敢嬉笑佛爷，罪过罪过。”毛泽东赶忙表示道歉：“噢，是我们的不是了。方丈若能明白我们说革命成功是什么意思，恐怕就不见怪了。”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所谓革命成功之日，便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天下老百姓耕者有其田，万民乐业安居时。”任弼时插话：“用佛教话说，就是人无贵贱，众生平等，行善慈悲福极无涯的境界。”毛泽东反问方丈：“弥勒佛的像义不就是如此吗？”方丈点头：“贵人所言即是，但愿此话弥勒佛爷知晓，谢罪。”毛泽东笑道：“信仰自由嘛。你们可以信佛教，我们信马列主义；你们修行，我们讲革命，讲造反，用枪杆子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毛泽东边说边走上钟楼，细细品读着巨钟上铸刻的经文，时而抬头对周恩来说：“佛教文化传入中国近两千年，它和儒、道学说相融，成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我们要加以保护和研究。”周恩来点头说：“是啊，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今人成就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取得的。我们信仰马列主义，也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毛泽东又说：“几千年来，佛教在哲学、建筑、美术、音乐上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这是全人类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和灿烂文化的重要部分。”

毛泽东以手引指任弼时，请其发表高见。任弼时笑道：“佛学的教义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献身于拯救民众的精神。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看到人世间百姓遭受生离死别、病患贫困、自然灾害的痛苦，才下决心抛弃荣华富贵、儿女情长献身于佛教事业，舍生取义嘛。”任弼时的话引得毛泽东一阵情绪激昂，随口而出：“对呀，共产党就是信仰马列主义这个‘佛’，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拯救天下穷人脱离苦海，团结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当家作主。”毛泽东谈兴很浓，转身对方丈说道：“长老意下如何？请赐教。”方丈正和小沙弥听几位讲佛论禅，深感精深博大，一时难以找到适当的词句对答，慌忙说道：“岂敢，岂敢，施主真人，大义参天，老衲受教匪浅。”毛泽东在五台山路居，虽只有一宿，但五台山塔院寺内方丈院中，至今还设有毛泽东路居陈列馆。

毛泽东与佛学经典

毛泽东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他非常关注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文化，当然也包括宗教。他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始终认为，佛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佛教进行批判研究，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

早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博览群书吸收丰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自然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如在1917年《体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说“释氏（指释迦牟尼）务求寂静”，又说：“释加如来传道，邪苏（指耶稣）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指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左持经典，右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在稍后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写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别相”来说明宇宙生活的千差万别。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第一次表述了他的宗教观念。泡尔生“道德与宗教之关系”里，说到神的功能，是保护弱者，威慑惩罚那些欺侮弱者的坏人。毛泽东注：“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抵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对泡尔生“信神矣，则足而增希望……无此等信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未之有也。”毛泽东又批注：“信仰不可少。”

据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逢先知回忆，毛泽东相当重视佛教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佛教的一些重要经典如《金刚经》、《华严经》、《六祖坛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据逢先知提供的书目单，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的书籍，除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斯大林、黑格尔、费尔巴哈、诸子百家、朱熹、王夫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外，指名要带的佛经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大涅经》等。因为毛泽东常常研究佛理，所以对献身于佛教的人物常怀敬意，毛泽东说过：“唐代的玄奘赴印度取经，其经历的艰难险阻，不弱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带回了印度佛教的经典，对唐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毛泽东接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他的著作中。阅读《毛泽东选集》通卷记载着他所引用的佛典成语诸如：“一相情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回头是岸”等等不胜枚举。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在晚年谈起迟迟不能结束“文革”的忧虑时，还引用了成都宝光寺的一幅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1952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筹备过程中，毛泽东在审阅协会章程草案时，在协会的宗旨中增加了“发扬佛教优秀传统”八个字。此举不仅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佛教协会成立的支持态度，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地位中的肯定立场。

在中国佛教几个宗派中，毛泽东最熟悉的是禅宗。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禅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使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毛泽东高度评价六祖慧能 《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读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该书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这是一部慧能圆寂后由其弟子法海编篡的语录，其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主张“顿悟”。《六祖坛经》的传播，对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佛教著作被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关于禅宗六祖的故事，毛泽东和担任秘书的林克说过许多次，特别赞颂慧能勇于革新的精神，不要教条、不要清规戒律，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后世将他的创树称之为“佛学革命”。当时毛泽东还脱口背出慧能所作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精神，毛泽东说是和自己的性格相通的，毛泽东还给林克专门解释了这首偈的背景：慧能本来是做下等粗活的，文化不高，几乎不识字，但他的悟性好，在听人诵《金刚般若经》后，发心学佛，投禅宗第五祖弘忍门下，弘忍便将禅法秘诀传授于他，并付法衣，这也就是“继承衣钵”的出典。毛泽东还能背出《六祖坛经》里记述的另一首神秀所作的偈颂：“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毛泽东对《六祖坛经》的评价极高，尤其高度评价六祖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扬。毛泽东说：“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慧能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无所寄托，所以大为流行”。毛泽东也曾对班禅大师说过：中国佛教史上能被佛教徒尊为“经”的，就仅《坛经》一部。有一次，毛泽东和周谷城谈论哲学问题，说到胡适写哲学史，然后突然对中国至当时尚无一部佛教史流露出遗憾之情。

纵观慧能一生，从他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过程中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的经历，到他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等特征来分析，在这方面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中，颇多相通之处，所以为毛泽东称道。

毛泽东与佛教慈悲观

慈悲是佛教文化的重要思想。佛教认为：“与乐曰慈，拔苦曰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思是：给你快乐就是慈，为你解除痛苦就是悲。与自己没有一点关系的众生，也要给他们以最大的快乐，就是大慈；每一个众生都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以最大的努力为他们解除痛苦就是大悲。

母亲去世后，毛泽东有《祭母文》曰：“吾母高风，首推博爱”，并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于人的人。我母亲正是最后一种人。”

受母亲的影响毛泽东对佛教的理解，有自己的发挥。毛泽东读佛经，对它的引伸发挥，重在普渡众生、解民痛苦这一面。为此，他很推崇释迦牟尼佛不当王子，去创立佛教的举动，认为它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人讲话”的。毛泽东还把佛经分为“上层的”和“劳动人民的”两种，提出《六祖坛经》就属于后一种。这算是他立足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情感立场的一家之言吧！这个观点，在毛泽东青年时代既有隐显。他当时熟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这两部书吸收了佛教学说的许多思想，强调君子仁人、英雄豪杰当以慈悲为心解除现世众生的种种苦难。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 “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他在1955年3月8日的谈话中，说出佛教徒与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不杀生”在中国古代就甚为推崇。孟子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故君子远庖厨也。”不杀生更是佛教文化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历代高僧大德纷纷阐扬。文氏反对暴力和杀生，毛泽东耳濡目染，他“小时候常随母亲去庙堂，而且还学会了唱佛经，那时候他深信杀生是罪大恶极的。”这种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他虽然身经百战，指挥大大小小的战役，内心却总是不失慈悯。跟随他十五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泽东一生有三怕：一怕泪，二怕血，三怕喊饶命。“我见他第一次落泪，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母亲哭，他也跟着掉泪，命令医生尽全力去抢救。”后来，毛泽东开始住香山的双清别墅。同住在香山的将士们都听惯了枪声，此时耐不住寂寞，几位警卫干部便打起鸟来。毛泽东开会回来看见被打得血淋淋的麻雀，显出大不忍的悲戚神色，以手遮脸，喊起来：“拿走，拿开！我不要看。”并下令禁止任何人打麻雀。他说：“麻雀也是有生命的么！它们活得高高兴兴你们就忍心把它们都打死？”据跟随他上井冈山的陈士渠将军回忆，毛泽东只在朱、毛红军会师庆祝大会上，被任命为红四军党代表兼任第十一师师长时挎过一次匣子枪，“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身上带过枪。”有一次，毛泽东与李银桥拉家常时，李银桥说他尊敬母亲，因为母亲心地善良对人宽厚，毛泽东说：“你母亲一定信佛，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

1949年毛泽东路经五台山塔院寺时，见一门框上贴着一副对联：“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毛泽东默念着，颇为赏识，便问：“这对联是谁写的？”老方丈忙答：“是老衲所写。”毛泽东略一沉吟道：“这副对联应广为宣传。”

毛泽东与党的宗教保护政策

在宗教政策上，毛泽东并未采取排斥与否定的态度，而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出发，寻求其合理内核与民主性精华，进而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

1942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过这样一番话：“要把最高原则同群众当前的日常要求联合起来。像破除迷信、婚姻自由、社会主义、扩大城市都不要忘记，可是有一条一定要按照群众的要求，才算联系群众。”接着他又以彭湃同志的活动为例说：“彭湃同志是农民运动大王，他是留学生，是中共中央委员呢！他自己去拜观音菩萨，老百姓二月十九日去拜，那天他也去，如果不去人们就会认为他这个人不大正派，连菩萨都不信。”

毛泽东意识到，建国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具有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重要指导意义，同时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也会对社会安定产生积极的作用。50年代，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访华时，对毛泽东谈到不愿到清真寺去，毛泽东当即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谈话：“佛经我读过一些”，还说，“你在美国（访问时）常常提起《圣经》，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

据工作人员回忆，后来，毛泽东是抽出时间读了《圣经》的。毛泽东又说：“我看，共产党人进教堂，只要群众去，是可以的。”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注意阅读佛教经典，对佛学有兴趣，在建国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委，有“佛教将军”之称的陈铭枢，把自己积年潜心写作的《论佛法书》寄呈毛泽东。毛泽东在百忙中，于1950年6月12日特复一信，说：“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是再与先生商略。”

1964年5月25日接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时，毛泽东同客人谈到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说：“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忽视佛教文化的倾向是非常不满的。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对世界三大宗教(耶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个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可见毛泽东对宗教问题是非常重视的。

毛泽东在1961年1月23日同班禅说：“我赞同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这个观点，毛泽东申明过多次，绝不是因为谈话对象是宗教界人士发的议论。在会见外国一些共产党人时，他也经常谈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还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

接着，毛泽东颇有兴趣地同班禅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毛泽东：“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

班禅：“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泽东：“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

班禅：“释迦牟尼讲经分三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

毛泽东：“《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

班禅：“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

毛泽东：“《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对宗教问题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始终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强调：“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认真贯彻毛泽东制定的保护宗教自由的政策，对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西藏平叛改革时，虽然处理了叛乱和封建剥削与特权，禁止利用宗教进行反动活动，但对正常的宗教活动一直是保护的。这个政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破坏，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继续得到执行。通过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修复开放一些寺庙，正常的宗教活动得以恢复，信教群众是满意的。

来源：2008年04月16日《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