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金陵刻经处创建150周年，那么，这座位于南京闹市区，始建于同治五年(1866年)为什么对中国佛教发展影响如此之大？为什么其创建人杨仁山为“国中佛学重昌关系最巨之一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云：“近代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

（一） 学佛因缘

　　杨仁山，名文会，安微石埭人，生于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卒于一九一一年。杨仁山自幼聪颖，十岁能读，十四岁能文，性格豪爽，喜读奇书，知识渊博，“凡音韵历算、天文地理及黄老庄列之术，靡不探绩，韫之于心”。

　　杨仁山约于二十七岁时真正接触佛法。一八六四年，父亲病故，他本人又身染重病。病中研究有关修养的书籍，再度研读《大乘起信录论》。在此之前，他曾读过一老尼授予的《金刚经》也见过《大乘起信论》，但不甚了然。此番病中再度展读，才深入其内，手不释卷。其后在坊间书摊上偶获《楞严经》，被深深吸引，专心阅读，直至日暮才归。从此，杨仁山专心佛学，广求佛经，研习佛法。

　　（二） 创立金陵刻经处

　　一八六五年，杨仁山初至金陵，获经书数种。第二年，杨仁山移居南京，主持十年战火之后的恢复工程。

　　当时社会久经兵火（太平天国起义），许多经典被毁，甚至最常用的经典如《无量寿经》、《十六观经》也难得到。杨仁山与学佛同道讨论弘法事业：“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群生”。

　　杨仁山遂与同道数人发心重刻方册藏经，起草章程，分任劝募，筹划刻经事业。一八六六年与同志十余人在南京北极阁创立金陵刻经处。

　　金陵刻经处创办后，陆续刻印了许多佛教经典及佛、菩萨像。在此期间，杨仁山“日则董理工程，夜则潜心佛学，校勘刻印而外，或诵经念佛，或静坐作观”。一八九七年，为发展刻经事业，杨仁山将南京延龄巷私宅捐献给金陵刻经处，作为永久流通经典的场所。这就是现今的金陵刻经处所在地，只是大门已改在淮海路上。

　　（三） 对近代佛教的贡献

　　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由居士创办的佛教文化机构。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金陵刻经处精选、刻印佛典，广为流通，为保存和整理佛教文化遗产、促进佛学研究的开展贡献甚大，对近代佛教的传播和复兴，产生了很大影响。

　　金陵刻经处创办后，杨仁山四处搜求亡佚的佛教经典。我国佛教自唐武宗灭佛及唐末、五代动乱之后，许多佛典散失，以致宋明后研究佛典者多苦于文献不足。杨仁山不仅在国内寻访古刹，搜求佛典，还因一八七八年于伦敦结识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南条文雄，从日本寻回多种我国久已失传的隋唐古德的佛典注疏“三百余种”。他还从日本购回小字藏经全部。为刻印经典，杨仁山认真阅读、仔细校勘。对于所有经书，分为“必刊、可刊”三类。有感于日本编印的《续藏经》驳杂凌乱，杨仁山另编《大藏辑要》计划刻印四百六十种，三千三百余卷，“以便学者随时购阅”，并“陆续刻成全藏”。至一九一一年去世时，他已完成了五分之四。临终前，仍心系刻经事业，他不仅捐献私宅，还将从欧洲购回的各种科学仪器卖掉以充刻资，可见为刻经事业的献身精神。诚如他本人自述：

　　“鄙人四十年来，屏绝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窃以弘法利生为愿。”

　　杨仁山终年七十五岁。在他的一生中，“弘法四十余年，流通经典至百余万卷，印刷佛像至十余万张”。金陵刻经处所刻经典，校勘谨严、刻工精致，各方特称“金陵本”。

　　自金陵刻经处成立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佛经流通处”、“佛学书局”等机构也相继成立。

　　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不仅刻印、流通佛典，还从事佛学研究，兴办佛教教育事业，为近代佛教培养了许多卓越人才，开一代居士学佛新风，促进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杨仁山在搜集、校勘佛经的同时，还提倡义学，实行佛学研究。他的思想博大包容，注释了不少佛教经论及儒、道两家的经典。主要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并《注》各一卷、《十宗略说》一卷、《观经略论》一卷、《等不等观杂录》八卷，以及《论语》、《孟子》、《阴符》、《道德》、《庄》、《列》等儒道经典的“发隐”多卷。他本人的佛学思想，如他本人常表示的那样，是“教宗贤首，行在弥陀”。梁启超曾说：“晚清有杨文会者，行力于《会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十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之。”

　　杨仁山深感当时的许多僧人不懂佛学，佛教界人才奇缺，急需创办一些佛学学堂来培养人才。他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议》中说：“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驰，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极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行，居然一年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

　　佛教日趋于下，实在是因为佛教教育不力、缺乏人才之故。一九〇七年，杨仁山以刻经处为基础，开办佛教学堂，即著名的“祗洹精舍”，力图振兴佛教。内设国文、英文、佛学等课程，杨仁山亲任佛学讲席。就学者有出家人，也有在家居士，共二十余人，大多是杰出之士，如释仁山、释太虚、李栖云、邱虚明、谢无量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佛教学者、佛教社会活动家。

　　祗洹精舍兴办了两年，因经费不足而中止，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当时虽也有各种各样的僧教育组织，但真正以培养佛教人才为目的，具有发展世界佛教眼光（祗洹精舍创办有一个目的是重振印度佛教），具有如此高等僧教育质量者，唯杨仁山创办的祗洹精舍一家。印顺法师说：“为佛教人才而兴学，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

　　太虚法师也认为：祗洹精舍乃我国高等僧教育之始。

　　一九一〇年，杨仁山又与同人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佛学研究会”，禀承祗洹精舍复兴佛教的宗旨，并针对当时佛教的种种衰微之象，力图振衰。参与者有许多当时的学界名流，公推杨仁山为会长。

　　杨仁山创办的祗洹精舍与佛学研究会，培养出许多卓越的佛学人才，比较著名的有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及章太炎、谢无量、梅撷云、李证刚、欧阳渐（均擅法相唯识）等。更重要的是，祗洹精舍与佛学研究会的创立，开创了中国佛教教育及一代居士佛学的新风。经杨仁山的倡导，寺庙自己办学的风气大开，后来各地佛学院的兴办，不无杨仁山倡导佛教教育的影响。此外，通过当时维新派人物和谭嗣同、梁启超以及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如章太炎等，祗洹精舍与佛学研究会的影响，超出了佛教界，向政界和知识界渗透，间接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

　　（四） 结语

　　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由居士创办的佛教文化机构，杨仁山在此刻印流通佛教经藉，并开设祗洹精舍及佛学研究会兴办佛教教育，使这里成为中国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一个中心。这些弘法事业开展于清末佛学衰微之时，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之故，有人称杨仁山为“近代佛教先觉者”，十“近代复兴佛学的一代宗师”。梁启超说：“今代治佛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由此可见杨仁山对近代佛教影响之巨大。

　　以金陵刻经处为基础，后来欧阳竟无创办支那内学院，弘扬法相唯识之学，使绝响千年的法相唯识学重放光华。梁启超、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又使佛学走向高等学府讲坛，使近代居士佛学大放光彩。诚如太虚法师所说，杨仁山为“国中佛学重昌关系最巨之一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云：“近代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