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师圆瑛老法师圆寂已经三十周年了。他老人家的爱国爱教精神和道德学问，不但明旸个人怀念不已，凡是亲近过他的人无不同怀敬慕之心。

　　明旸随侍先师数十年，患难与共，受恩最广，知师最深。为纪念先师圆寂三十周年，略述先师事迹，敬告法门道友。

圆瑛法师

　　先师公元1878年出生于福建古田县。幼读儒书，聪颖过人。十八岁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从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先后从当时禅宗尊宿冶开和尚、寄禅和尚修习禅定，悟解超群，深为冶开、寄禅二老所器重。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诸师听经研教，广泛涉猎大小乘诸经论，于《楞严经》造诣尤深。其后得法于宁波七塔寺慈运老人。

　　先师毕生致力于佛教组织工作。早在1907年，寄禅和尚主持宁波僧教育会时，先师就积极襄赞，诸多擘画。辛亥革命后，1913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师作为出席代表并积极参加工作。1914年，当选为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1917年，担任宁波市佛教会会长。1928年，他参加了江浙佛教联合会的组织工作，被推为江浙佛教联合会会长。同年，第一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园召开，议决成立中国佛教会，直到抗战胜利以后，先师担任中国佛教会主席或理事长凡七届。全国解放后，先师又与赵朴初、巨赞、虚云、喜饶嘉措、陈铭枢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并被选为第一任会长。先师终身献身于我国佛教界的组织和团结工作，任劳任怨，受到全国教友的爱戴。

　　先师在他弘法利生的五十多年中，一贯主张僧伽要弘扬佛教、利益众生，首先应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和训练。先师为这一事业终生奋斗不已。早在1909年住持宁波鄞县接待寺时，就创办了佛教讲习所，后来又在南洋槟榔屿创办槟榔屿佛教研究会，最后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设立楞严专宗学院。数十年中，春风化雨，桃李满阶，至今海内外弘宗演教的许多大德高贤均出师门。

　　先师宗说兼通，行解相应，辩才无碍。一生演教弘宗，足迹遍于国内外。他在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潮州、长沙、武汉、台湾、香港及南洋、新加坡、槟榔屿、印尼等地，宣讲《楞严经》、《法华经》、《心经》、《金刚经》、《弥陀经》、《弥陀要解》、《弥陀疏钞》、《大乘起信论》、《性相通说》、《百法明门论》等，均深入浅出，使听众深受法益，欢喜赞叹。

　　先师英年弘法，先后十坐道场。如福州雪峰崇圣禅寺、宁波七塔报恩禅寺、天童禅寺、福州鼓山涌泉寺、福州瑞峰林阳寺，以及南洋槟榔屿极乐寺等，均经先师住持修建，规模焕然一新。他在住持天童寺时，曾当众宣誓“十二不”，即：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其时天童寺不慎失火，天王殿等遭焚毁，在寺中两序大众和十方檀信的支持下，很快就楼阁再现，且视前尤为壮观。先师纲维僧团修复寺庙的业绩，在国际佛教学者的眼中，也是很受尊敬的。1929 年，先师住持福州雪峰时，适日本著名学者常盘大定博士到山访问，对先师深为佩服。他在《中国佛教史迹踏查记》中说：“圆瑛和尚率徒七、八人为一团，随从和尚的概为青少年，我看他年一定会从此中涌现优秀的人物的。和尚很有骨气，一见有豪杰之风，并富有统理大众的才干”。可谓推崇备至。

圆瑛法师与弟子明旸法师、赵朴初居士

　　社会福利事业，本是弘法利生的一个组成部分。先师除到处讲经说法布施外，尤重福利民众的设施，财法二施并重。清末，他初任宁波佛教会会长时，即创立僧民二校，僧校以教育出家青年，民校教育贫寒子弟。1918年又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工读兼施，多所造就，博得社会好评。1923年在南洋讲经时，会遇星洲转道、巴生转物二师，三人共同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并创设开元慈儿院，以收容孤儿，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全部免费，学科依照普通学校，以教以养，前后培植人材数以千计。1926年先师为筹集慈儿院基金，再次远渡南洋群岛讲经，筹得巨额基金以归，使慈儿院得以维持发展。

　　先师深入三藏，以文字般若广作佛事，平生著作甚多，已刊行者有《仁王般若经》、《金刚般若经》、《心经》、《弥陀经》、《弥陀经要解》、《普门品》、《大乘起信论》《法华经弘传序》、《楞严经》等“讲义”，及《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讲演录》、《住持禅宗语录》等共二十余种，合编为《圆瑛法汇》行世。

　　先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早在1923年，先师对当时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备极同情，曾先后两度去台湾弘法和探访骨肉同胞，加深了彼此间热爱祖国的感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先师义愤填膺，他以中国佛教会会长的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代表中国佛教会致书日本佛教徒，揭露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北三省的暴行，要求日本佛教徒和中国人民一道，本着佛陀的大无畏精神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1937年，芦沟桥事变，国难当头，先师在沪主持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此时，他毅然亲自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工作。又奔走各地，开办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收容无辜难民和卫国受伤的战士。

　　由于当时佛教医院和各收容所经济发生困难，先师决心前往南洋筹集经费，支援抗战和救济事业。1937年10月，我随侍先师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劝导华侨筹组“华侨筹款救国委员会”。他还借讲经的机会，宣扬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激发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忱，踊跃捐款，募得巨额款项，汇回祖国，充作佛教医院和收容所的经费。

　　1939年夏间，先师回国视察各收容所及佛教医院后，重赴南洋，继续募款支援救济工作。同年秋回国，日本驻沪宪兵队以抗日分子“罪名”将先师和我同时逮捕。在日本宪兵严刑“审讯”面前，先师从容陈辩，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表现了中国人民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周旋，始获出狱。此后，先师即闭门谢客，专事撰述《楞严经讲义》和其他著作，而他对国家大事未尝一日忘怀。在此期间，他在写给北平中国佛教学院师生的题辞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旗帜鲜明地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国、爱教”二副重担。

圆瑛法师在福建雪峰崇圣禅寺主法

　　全国解放前夕，先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不少教友和弟子，纷纷来函来电，并买好飞机票，催促先师飞往南洋，安度余生。先师以“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为词，婉言谢之。

　　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先师致函郭沫若等表示热烈拥护。新华社9月8日报道说：“曾在抗日战争前担任过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圆瑛和尚，最近写信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郭沫若主席和彭真、陈叔通副主席，拥护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信里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人类之福祉，是当前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佛教的慈悲教义，是爱好和平的，尤其是佛教的大乘无我利他的精神，是争取和平拯救和平，以众生的利益为利益。当时，先师与喜饶嘉措、赵朴初被选为中国代表团的佛教代表，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与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各国佛教徒签订联合声明，强调制止侵略，保卫和平，是当前每个人的迫切任务，也是我们佛教徒的任务。

　　1953年5、6月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在北京召开，先师虽因病请假，未能出席会议，仍被推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这是先师一生最光荣的事迹，充分体现了全国佛教徒对先师的崇敬。

　　先师频年说法，积劳成疾，健康情况每况愈下。1953年秋，决意归老于宁波天童寺。临行之时，写下遗嘱，交赵朴初居士，留待身后发表。原文如下：

　　余一期将尽，力疾还山，身托祖庭，心栖净土。兹当长别，愿留数言：

　　一、社会道德，普遍提高，时节因缘，不可思议。凡我佛子，各宜精进，力行十善，勤修六度，行菩萨道，报众生恩，各宗各派，同宣斯义，出家在家，各尽其分，互助无诤，团结第一。

　　二、余以衰年，幸逢盛世，去岁晋京，参加和会，得见开国之伟大气象，及各邦人士对吾国衷心爱敬，使余对祖国建设与保卫和平事业增加无限信心，深感毛主席领导英明，旷古未有。愿我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

　　三、四大幻住，迁化随缘，身后安排，宜从简约。发讣开吊，世俗所为，悉当免除，毋增罪咎。

　　公元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　圆瑛

　　先师回到天童以后，病情日益恶化，于9月19日(农历八月十二日)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含笑，撒手西归，与世长辞，享年76岁。

　　先师圆寂的消息由新华社报道后，全国佛教徒同声哀悼。中国佛教协会委托当时担任副会长职务的赵朴初居士处理治丧事宜。他在上海佛教界举行的追悼大会上说：“9月19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去年9月19日，圆瑛法师抱病晋京，为保卫和平事业奔走宣劳，今年的919日，他示寂于天童与我们永别了。虽然他与我们距离十万亿佛土，但是爱护祖国的热忱、保卫和平的真诚，使我们之间的距离即微尘也不存在。”他号召大家努力学习圆瑛老法师的爱国精神。

　　先师秉性忠信笃敬，其修学也博览精究，勤奋严谨，顺应潮流，坚持进步；其修持也，以戒为师，解行并进，福慧双修，禅净结合，净土为归；其住持丛林也，兴建梵宇，整肃清规，树立道风，功成身退；其衍经释教也，圆融事理，深入浅出，随机演说；其护国利民也，共御外寇，威武不屈，兴办福利事业，敬老育幼，饶益有情。明旸侍师日久，受恩最深，愧无建树，谨愿追随于海内外诸大德教友之后，继承先师的遗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尽快拆除台湾海峡两岸人为的藩篱，为祖国的统一、人民的大团结，为振兴中华，竭尽绵力，以告慰先师于常寂光中。

来源：明旸. (1984). 圆瑛法师生平略述. 法音